4月18日宏观杂谈
2007-04-19 00:00 来源： 我的钢铁 作者：mysteel
今日宏观方面，流动性过剩潜在通胀增大宏观调控难度。周小川称，目前国内外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，如解决流动性过剩、应对潜在通货膨胀及金融风险问题等，不仅大大增强了央行金融宏观调控的难度，也对维护金融稳定工作提出了挑战。
马凯表示，西部省份现在要做的是因地制宜地确定各地的优势产业。优势产业首先是生产要素整体组合的结果，也就是说，选择当前发展产业时，不仅要考虑较好的资源条件，也要考虑其他的要素条件，比如环境的承载能力、基础设施的配套、人才的转化、国民的素质等。 "如果不考虑这点，认为只要有资源优势就可以马上转化为当地的经济优势，实际上有困难。"有的地方有石油资源，地方政府为了提高附加值决定就地加工，但当地却缺乏人才和技术力量，这种转化是做不到的。其次，必须有市场意识，在确定优势产业的时候必须考虑市场的需求，此外，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需要一个过程，西部省份在研究研究自身优势的同时，也要比较周边的优势，防止形成同质竞争局面。在国家发展的一盘棋里，西部的发展是必需的，但必须树立"增长是有代价的"观念，追求低代价的经济增长。
分析认为，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将比以往加重，而如果通货膨胀压力进一步加大，“中国经济和股市的双重大幅调整将不可避免”。一、二季度的经济增速从原来的10.2%和10.5%分别调高至11.1%和11.5%，而全年的经济增速则从原来的10.4%调高到11%。“高增长带来经济过热的因素正在积聚，而高投资带来的经济失衡已经出现恶化迹象”。在目前的经济背景下，政府将出台一些新的宏观调控措施，“在各项数据中值得留意的还是通胀率。中国政府真正开始宏观调控是在2004年初，正是当时的煤电油运供应紧张和农产品价格上涨，引致了通货膨胀压力的上升”。“在通胀压力不大幅上升的情况下，无论经济增长多快，当中有多大的失衡，政策还会是比较宽松的”。
分析认为，“中国投资政策的形成，没有充分认识民有经济发展的变化，民营经济没有培育起来，没有壮大起来。如果要改变我们中国的投资公共政策，调整这种对话关系，甚至是博弈关系，首先要解决一个民间智库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。29年来，我们虽然也有民间机构的形成和发展，但是很难令人满意，他们很难发挥作用。”
分析认为，作为最重要的货币政策目标，关注CPI的变化是正确的，问题在于如何把握通胀压力与货币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。有研究表明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，或许劳动力价格上升带来的适度通胀是能够接受的，也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基础完善。因此在对通胀压力的关注中，央行或许也应进一步分析通胀的形成动因，以及重新确定能够认可的“温和通胀”标准。对于流动性问题，一方面，众多研究表明高储蓄是流动性过剩的根源。在我国储蓄的三个组成部分中，居民储蓄率增幅已有所下降，但企业和政府储蓄却居高不下，尤其是政府收入的“超经济增长”令人担忧。某种意义上说，采取有效措施，适当降低企业和政府储蓄，能够从源头上解决一些宏观流动性过剩。同时，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时代，国外流动性输入也是难以控制的。另一方面，流动性是否真正过剩，本身还值得商榷。即使直观来看，在农村、中小企业等众多经济领域还难以获得充足金融资源支持的情况下，也可以说这种“过剩”是“结构性过剩”，或者是金融资源流动不畅下的“伪过剩”。对于人们更关注的资产价格，一方面对于制度性扭曲造成的房地产市场发展困境，货币政策作用乏力；另一方面，股市当前的繁荣并不仅是泡沫因素，也是宏观经济强力发展、股改等市场机制变革释放的能量所推动的。同时，资产价格上涨给居民带来的财富效应，也是一个成熟市场经济社会所必需的。货币政策由于不能作用于决定资产价格泡沫的根本问题上，因此在实施中应该更加谨慎。在当前发展阶段，应避免追求货币政策的“强调控”意图。货币政策所能做的，更多是一种“符号作用”，利用微调政策建立稳定的“货币政策姿态”，来表达当局对经济均衡的看法，并稳定公众预期。在此过程中，其他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应当尽快推出。例如，利用财政政策进行“减税增支”，降低国民储蓄率，提高居民消费水平；尝试赋予地方政府直接债务融资权利，促进银行运营机制的真正转变；推进利率市场化，尽快放开金融市场对民营资本的准入，在农村和城市全面推进中小型“资金零售机构”的发展，从而实现不同层次的金融资源有效配置；以制度变革来解决房市风险，以更积极的政策来促使股市发展获得理性的“财富效应”等。
分析认为，在10多年的时间里，税收以GDP两倍左右的速度增加，这种增速之快、保持时间之长在当今世界极为罕见。倘若公共产品投入继续保持低于税收增速的状况，有可能影响到纳税人公共福利的保障，进而影响到公民纳税的积极性。同时，税收增速与公共产品投入的脱节，也会影响到我国财富的分配。根据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，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通常是上升的。以美国和日本为例，两国在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阶段，政府、企业和居民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大致为1：4：5，而我国正处在从人均GDP1000美元向3000美元挺进的阶段，则是政府部门为主，企业次之，居民最低。税收远远快于GDP增速，而公共产品的投入跟不上，导致各级政府铺张浪费现象严重。由于对许多公共产品领域投入的比例至今未有明确规定———即使有规定也常不去执行，各级政府很难有节约的动力，不能做到财尽其用。
国际方面，原油期货17日收盘走低，五月轻质低硫原油收盘下跌0.51美元，至每桶63.10美元。六月原油下跌1.23美元，至每桶64.44美元。（大非 Mysteel.com研究部编辑，请勿转载）
马凯表示，西部省份现在要做的是因地制宜地确定各地的优势产业。优势产业首先是生产要素整体组合的结果，也就是说，选择当前发展产业时，不仅要考虑较好的资源条件，也要考虑其他的要素条件，比如环境的承载能力、基础设施的配套、人才的转化、国民的素质等。 "如果不考虑这点，认为只要有资源优势就可以马上转化为当地的经济优势，实际上有困难。"有的地方有石油资源，地方政府为了提高附加值决定就地加工，但当地却缺乏人才和技术力量，这种转化是做不到的。其次，必须有市场意识，在确定优势产业的时候必须考虑市场的需求，此外，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需要一个过程，西部省份在研究研究自身优势的同时，也要比较周边的优势，防止形成同质竞争局面。在国家发展的一盘棋里，西部的发展是必需的，但必须树立"增长是有代价的"观念，追求低代价的经济增长。
分析认为，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将比以往加重，而如果通货膨胀压力进一步加大，“中国经济和股市的双重大幅调整将不可避免”。一、二季度的经济增速从原来的10.2%和10.5%分别调高至11.1%和11.5%，而全年的经济增速则从原来的10.4%调高到11%。“高增长带来经济过热的因素正在积聚，而高投资带来的经济失衡已经出现恶化迹象”。在目前的经济背景下，政府将出台一些新的宏观调控措施，“在各项数据中值得留意的还是通胀率。中国政府真正开始宏观调控是在2004年初，正是当时的煤电油运供应紧张和农产品价格上涨，引致了通货膨胀压力的上升”。“在通胀压力不大幅上升的情况下，无论经济增长多快，当中有多大的失衡，政策还会是比较宽松的”。
分析认为，“中国投资政策的形成，没有充分认识民有经济发展的变化，民营经济没有培育起来，没有壮大起来。如果要改变我们中国的投资公共政策，调整这种对话关系，甚至是博弈关系，首先要解决一个民间智库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。29年来，我们虽然也有民间机构的形成和发展，但是很难令人满意，他们很难发挥作用。”
分析认为，作为最重要的货币政策目标，关注CPI的变化是正确的，问题在于如何把握通胀压力与货币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。有研究表明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，或许劳动力价格上升带来的适度通胀是能够接受的，也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基础完善。因此在对通胀压力的关注中，央行或许也应进一步分析通胀的形成动因，以及重新确定能够认可的“温和通胀”标准。对于流动性问题，一方面，众多研究表明高储蓄是流动性过剩的根源。在我国储蓄的三个组成部分中，居民储蓄率增幅已有所下降，但企业和政府储蓄却居高不下，尤其是政府收入的“超经济增长”令人担忧。某种意义上说，采取有效措施，适当降低企业和政府储蓄，能够从源头上解决一些宏观流动性过剩。同时，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时代，国外流动性输入也是难以控制的。另一方面，流动性是否真正过剩，本身还值得商榷。即使直观来看，在农村、中小企业等众多经济领域还难以获得充足金融资源支持的情况下，也可以说这种“过剩”是“结构性过剩”，或者是金融资源流动不畅下的“伪过剩”。对于人们更关注的资产价格，一方面对于制度性扭曲造成的房地产市场发展困境，货币政策作用乏力；另一方面，股市当前的繁荣并不仅是泡沫因素，也是宏观经济强力发展、股改等市场机制变革释放的能量所推动的。同时，资产价格上涨给居民带来的财富效应，也是一个成熟市场经济社会所必需的。货币政策由于不能作用于决定资产价格泡沫的根本问题上，因此在实施中应该更加谨慎。在当前发展阶段，应避免追求货币政策的“强调控”意图。货币政策所能做的，更多是一种“符号作用”，利用微调政策建立稳定的“货币政策姿态”，来表达当局对经济均衡的看法，并稳定公众预期。在此过程中，其他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应当尽快推出。例如，利用财政政策进行“减税增支”，降低国民储蓄率，提高居民消费水平；尝试赋予地方政府直接债务融资权利，促进银行运营机制的真正转变；推进利率市场化，尽快放开金融市场对民营资本的准入，在农村和城市全面推进中小型“资金零售机构”的发展，从而实现不同层次的金融资源有效配置；以制度变革来解决房市风险，以更积极的政策来促使股市发展获得理性的“财富效应”等。
分析认为，在10多年的时间里，税收以GDP两倍左右的速度增加，这种增速之快、保持时间之长在当今世界极为罕见。倘若公共产品投入继续保持低于税收增速的状况，有可能影响到纳税人公共福利的保障，进而影响到公民纳税的积极性。同时，税收增速与公共产品投入的脱节，也会影响到我国财富的分配。根据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，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通常是上升的。以美国和日本为例，两国在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阶段，政府、企业和居民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大致为1：4：5，而我国正处在从人均GDP1000美元向3000美元挺进的阶段，则是政府部门为主，企业次之，居民最低。税收远远快于GDP增速，而公共产品的投入跟不上，导致各级政府铺张浪费现象严重。由于对许多公共产品领域投入的比例至今未有明确规定———即使有规定也常不去执行，各级政府很难有节约的动力，不能做到财尽其用。
国际方面，原油期货17日收盘走低，五月轻质低硫原油收盘下跌0.51美元，至每桶63.10美元。六月原油下跌1.23美元，至每桶64.44美元。（大非 Mysteel.com研究部编辑，请勿转载）
